经济特区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模式。那么，它们究竟是刺激经济的灵丹妙药，还是恰恰成为了其中的症结所在呢？

    让我们做个设想：时间回到1978年，你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你深信，全国人民所信仰的“铁饭碗”制度无法带动国家发展。问题在于，你如何能够创建出令你的后继者江泽民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的格局？是由上而下，还是由下而上？是由内至外，还是由外至内？

    邓小平的选择是由下而上，由外至内。他首先在地图上一个名为深圳的渔村周围画了一个圈，那里在1980年便成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这个特区最终囊括了整个城市，其中包含了几个稍小的出口加工区。外国企业受邀入驻这些加工区，以他们的技术知识交换廉价的劳动力、出口商品税费减免优惠，甚至专属的法律条款。

    在那个时候，特区概念尚属新鲜事物。1975年，国际劳工组织在全球仅统计到79个出口加工区，总共雇佣800,000名工人。然而，深圳的成功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场设立特区的大潮。不到30年的时间里，全球各种形式的特区数量已经超过3,500个，包括物流园区、研发园区、港口和机场等等。并且，这些特区中雇佣的6,600万工人中，只有2,600万位于中国境外。

    但是，特区真的能起效吗？世界银行将经济特区的设立目的划分为四类，每个经济特区都占到其中的一种或几种。它们包括：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使出口多元化；用作测试新政策的试验基地。深圳在这四个方面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世界银行也观察到，“经济特区的成效好坏参半”。其中有一些是需要高额维护成本却无利可图的“白象”，比如深圳附近的珠海金湾机场：它提供的就业岗位很少，除了为投资者提供税费减免优惠，并让这一利用率极低的基础设施的建造商发了一笔横财之外，几乎不产生任何价值。其他的一些特区，比如位于墨西哥和中美洲的许多联营工厂，一开始都很成功，但不断上涨的工资最终迫使投资者迁往他处。正如世界银行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国家从长期角度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技术与设施的升级，同时要吸引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然而，达到某个阶段后，大多数的特区都没能够继续发展进步。

    即便某些特区能够大量提供就业岗位和出口（比如多米尼加共和国在其传统的农耕社会环境下，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创造出超过100,000个制造业岗位），经济学者仍旧质疑这些特区是否真正带动周边地区共同发展，以及建造和维护这些特区所必须的资源若用在特区之外，是否能够得到更好的利用。世界银行在其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中总结道，“（特区）模式正越来越达到其极限”——而早在30多年前深圳特区刚刚开始启动时，联合国就首先发出了这一警告。

    从经济特区的概念出现伊始，它们的规模和目标都越变越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设立了称为“tokku”的经济战略特区，范围囊括多个县级行政区，其设立目的在于进行监管改革，意在打破所谓的基础法规。在美国，经济学者Paul Romer提议了一种名为“宪章城市”的新特区模式， 旨在将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及经济体质移植到发展中国家专门圈出的一块地域中。如果邓小平还活着，他会怎么做呢？